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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陷落与“自我”的确立——对周氏兄弟失和的另一种探讨  林分份
发布日期:2012-09-03          浏览数:

内容摘要:从最初的兄弟怡怡到五四后的反目、决裂,乃至后来对长兄持续不断的攻击,在周作人的伦理和思想意识中,鲁迅的“权威”形象陷落了,而他的“自我”也得以在此过程中逐渐确立。周作人自我塑造的独特性和思想发展的复杂性,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五四新文化人“同一性”下不同的思想走向。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权威;自我

  五四之后,作为文坛的领军之一,周作人不仅与鲁迅断绝了兄弟关系,更与章太炎断绝了师徒关系,其姿态在在令人侧目。而周氏兄弟失和事件本身,也由此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疑案,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与探讨。本文以周氏兄弟失和这一话题作为切入点,避开以往研究侧重对兄弟失和之因的直接探讨,转而关注决裂前后周作人在伦理身份、文化主张及个人姿态方面与鲁迅的差异乃至对立,由此考察周作人“自我”确立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心理特点,揭示其自我塑造的独特性及思想发展的复杂性,及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

  众所周知,作为兄弟,排行老大的鲁迅与排行老二的周作人,自小在家庭中的地位及其所担当的角色明显有别。父亲周伯宜死后,鲁迅就以长子的身份担当起家长的角色,在迎新送旧之日,都负有拜访、接待和回访的义务。而作为男丁之一的老二周作人,虽也常被要求担当一定的角色,却相对自由、清闲得多。比如周作人1901年正月的日记中所记:

初八日:晨饭后大哥往章宅拜岁,予不去。
十七日:龙君庄拜坟岁,不去。
念[廿]一日:大哥同十八叔祖往南镇,余不去。○1
 

  周作人在家庭活动中置身事外的角色,与鲁迅主动担当的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一情形前后持续了将近四十年,并在后来置办北京八道湾房产时得到了充分的再现。已有的资料表明,八道湾周宅的购置,从看屋,办理手续,修缮房屋,购置家具,到奔走借贷等等,都落在了鲁迅一个人身上○2。而周作人在此期间,则带着老婆孩子到日本探亲,在新居粉刷完工后,才带着他的家属和妻舅重久一批人回到了北京。他为新屋所费的心思,大体正如许广平后来所指责的:一件是在新屋修理将近完工时带家眷乘马车参观了一次八道湾,另一件则是去了一趟警察局,领回了房契一张○3。
  兄弟俩还在东京的时候,鲁迅出于救国救民的热情,密切关注着当时的社会问题,拼命学习各种知识。周作人则没有鲁迅那样热心,也显得相对悠闲。对于东京筹办《新生》之事,周作人半个世纪后回忆说,“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4。鲁迅所热心的那些事务,周作人虽也大部分参加了,但大多是被动的;再加上他当时和羽太信子恋爱,结婚,用功的程度也没有鲁迅那样刻苦,据说有一回鲁迅还对他饱以老拳○5。结合鲁迅后来两次在文章中反省小时候粗暴干预弟弟(据说是三弟周建人)放风筝○6的做法,此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极大,由此也可略窥鲁迅的长兄之威背后所隐含的家长的专制。而这在后来鲁迅强行将周作人从日本带回中国的事件中表现得尤其充分。
  作为长兄,鲁迅对周作人的学业和生活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与照顾。1909年6月,在周作人结婚两个月后,他主动提早结束在日本未竟的文学志业,放弃到德国留学的打算,选择回国教书,以此支持周作人在日本的学业和婚姻生活○7。即便如此,鲁迅的经济压力仍然非常大,甚至寄给周作人的钱,主要也是由变卖田产而来○8。好不容易熬了两年,等周作人完成立教大学的学业后,鲁迅就催促他赶快回国。但彼时新婚不久,又过着舒服日子的周作人并不想立即回国,他还想到法国留学,继续学习法文。在此情况下,鲁迅只好亲自去日本将周作人连同他的家属带了回来。此一事件颇能说明二者在家中所处的地位:鲁迅以长子和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身份,对弟弟也有决定结束其学业的权力;其催促不成而亲自到日本将弟弟带回的举动,更表明了他在家庭中所处的权威地位。换言之,鲁迅在履行“长子如父”而牺牲自己、让利于周作人的同时,也隐藏着代行传统中国家庭之父权的专制。鲁迅类似的威严乃至专制,很难直接说会对周作人性格和自我意识的形成造成压抑,但至少在1923年7月兄弟决裂之前,凡举学业、职业等等方面,周作人基本上都遵从鲁迅的安排与决定,而很少有自主选择和自我安排的机会。此一局面,可能使得周作人少涉实际事务,落得清闲,也可能导致他在后来的实际生活中缺乏自我决断的能力○9。
  在周作人的实际生活中,鲁迅履行“长兄如父”的义务与权力;而在周作人一生所从事的文学与学术领域,鲁迅则在起初充当了前辈乃至“导师”的角色。兄弟一起留学东京时,对周作人翻译的《红星轶史》和《劲草》,以及《域外小说集》等,鲁迅都为之修正一过,再为誊清○10。在教育部之际,鲁迅不仅帮周作人的《童话研究》、《童话略论》等设法发表在《教育部月刊》中,还亲自帮他收集并抄寄过三首北京儿歌○11。这种情况延续到1919年前后,鲁迅不仅帮周作人修改过《两个扫雪的人》、《微明》、《小河》、《路上所见》、《北风》、《背枪的人》等白话诗,甚至对周作人五四初期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的创作文字,也大都有过修改或润色○12。
  尤为难得的是,无论是《域外小说集》的新版序言,抑或是花了自己十几年心血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等等,鲁迅都执意以周作人的名义发表或出版。这些事例,在表明鲁迅不注重个人名利、让利于弟的同时,也可以看作他对初涉学界的周作人的策略性扶持,在在显示了二者之间超乎寻常的“师徒”关系。而同意将自己的名字署在鲁迅的作品之下,虽不至于像个别研究者指出的“表明周作人爱好捞取非分的虚名”○13,但至少表明,周作人的自我意识还没发达到自觉拒绝长兄的“安排”与“给予”的程度。
  不仅如此,为了让周作人在北京教育界立足,除了请蔡元培大力帮忙外,鲁迅更以实际的精力和心血帮助周作人准备所任北大课程的教案○14。周作人之作为北大教师,其教案却需经鲁迅修正字句后才得以带上讲堂,一方面颇能见出前者在学术上对后者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后者对前者在北大课堂立足的高度重视。周作人后来之得以在北大讲堂上获得成功,自是与鲁迅的心血分不开,而此中“师父”扶持“徒弟”的拳拳之谊,纵是年深日久也令周作人难以忘怀。

                       二

  从初涉文学翻译到编写教案,以至《新青年》时代赢得大名时的写作,周作人的文字表达一直接受鲁迅的建议、润色与修改,此一情形足以表明周作人对这种实存于兄弟间的“师徒”关系的认同。平心而论,在与鲁迅决裂之前,周作人对这位亦“父”亦“师”的长兄,一直是敬重的,并不像后来一些学者所指摘的那么过分。然而,在决裂之后,周作人对鲁迅的攻击,或隐或显,指桑骂槐之处,往往堪称刻毒。此一天壤之别的态度及其心理动因值得深入考察。
  周作人影射、攻击鲁迅的文字,主要集中在“婚姻、爱情”,“政治、思想”和“文艺、文化”等几个方面○15。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周作人这些拐弯抹角的批评乃至谩骂并非一时意气,而是有着某种前后一贯的立场。1925年3月,鲁迅发表了《牺牲谟》一文,嘲讽专要求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这种利己主义者甚至要求人家把身上仅有的短裤也脱下来作“牺牲”。五个月后,周作人在一篇文字中针锋相对地写道:“至于说到牺牲,实际上因为年纪渐老了,没有恋爱之必要,所以未必有尝试的意思……”○16当时鲁迅正与许广平接近,周作人自当有所耳闻,而这里批评的“牺牲”说,显然影射了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在此,周作人把矛头对准鲁迅的年龄及其婚恋问题,并将此作为其后来不断影射、攻击鲁迅的主题。
  在这些攻击文字中,比较有代表意味者,当为193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年》的文字,周作人如此写道:

  譬如少年时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罢。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
  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17

  不难看出,此中“中年”、“待死堂”、“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无产阶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等等内容大体都与鲁迅的年龄、笔名、演讲及批评文字相关,周作人影射鲁迅的意图可谓明显;所谓“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照例纳妾”等等,则直接指向鲁迅与许广平的婚恋问题;而与此相关的“动物”、“大欺诈”等等用语更显出此中攻击文字的怨毒。
  此后,婚恋问题一直成为周作人不断指责、攻击鲁迅的主要议题,其分布之广、历时之久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在鲁迅生前,周作人写道:“我们常见知识界的权威平日超人似地发表高尚的教训,或是提倡新的或是拥护旧的道德,听了着实叫人惊服,可是不久就有些浪漫的事实出现,证明言行不—致,于是信用扫地,—塌胡[糊]涂。”○19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又写道:“中国喊改革已有多年,结果是雅[鸦]片改名西北货,八股化妆为宣传文,而姨太太也着装号称‘爱人’,一切贴新护符,一切都成为神圣,非等到男女双方都能经济独立自由恋爱,平等还仍是多妻而已。”○19不管有心抑或无意,鉴于之前攻击鲁迅的主题和内容,周作人的这些文字都难免不让人联想到他是在继续攻击鲁迅。无论如何,就攻击鲁迅的主题来看,一向以男女之性心理作为其“物理人情”认识基础的周作人,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进化的结果,却偏偏在婚恋问题上长久地揪住鲁迅不放,其中缘由着实令人费解。有研究者认为,此中原因,一方面是兄弟俩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另一方面是周作人主张自由恋爱当以不造成他人痛苦为前提,而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伤害了元配朱安○20。此说颇有一定道理,但似乎稍嫌不够。笔者以为,周作人之在婚恋问题上对鲁迅经年累月的影射与攻击,其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在于,在他的观念中,从婚恋问题最能看出鲁迅的个人品质。具体而言,即所谓“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或者“知识界的权威平日超人似地发表高尚的教训,或是提倡新的或是拥护旧的道德,听了着实叫人惊服,可是不久就有些浪漫的事实出现”等等,使周作人看到“大欺诈”、“言行不一致”,而更重要的乃是“信用扫地,一塌糊涂”。
  周作人于此冠予鲁迅的“权威”、“信用”,就其正面语意而言,当指鲁迅在文坛以及青年中的积极影响,但如果用它们来描述兄弟决裂之前鲁迅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也正恰切。就周作人而言,兄弟决裂之前对鲁迅的恭敬、遵从,乃至接受鲁迅对其文字的修改,都在在体现出他对长兄之“权威”、“信用”的认同。然而,决裂之后,周作人一再攻击鲁迅的婚恋问题,乃至以此导致对鲁迅之“权威”、“信用”的否定。如此前后迥异的态度或许可以解释为:周作人之抓住鲁迅的婚恋问题不放,在其潜意识层面,正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说服的方式。即是说,周作人要解除长期以来鲁迅在其心中所形成的“权威”与“信用”的形象,由此摆脱鲁迅在其生活中的决定性影响,此一关涉个人道德的婚恋问题,或许正是最佳入口。换言之,或许正是通过不断重复地影射、攻击鲁迅的婚恋问题,周作人解构了之前对其兼具“父”、“师”角色的长兄在公众中的道德形象,由此获得了一种先前“自我”被压抑的代偿性的满足。与此同时,在这种解构的满足中,他的自我意识逐渐得以凸现,尽管其中可能不乏由解构的冲动所带来的自我臆想的成分。

                      三

  与此中解构的冲动相互印证的是周作人在1926年“谢本师”事件中的表现。近代中国以来的文坛,公开的“谢本师”事件,当以章太炎对其师俞樾的决裂为肇始。1901年,章太炎避难在苏州东吴大学任中文教员,其间曾去看望自己的老师俞樾。俞樾大发雷霆,骂章“背父母陵墓”,远游海外是“不孝”,揭露清朝罪恶,“指斥乘舆”是“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他操着孔夫子的腔调大声疾呼:“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章太炎平常对老师一向很尊敬,可是对于这番训斥则不能接受,他当即反唇相讥,随后写了《谢本师》一文,公开声明与俞樾断绝师生之谊。对于老师的立场,章太炎在文中针锋相对的置疑道:“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捍之?”是不是因为做过清朝的官,“食其廪禄”呢?就是做其官,食其禄,也可以象戴震那样专搞学问好了,何必要做清朝的卫道士,究竟清朝有什么值得你俞先生感恩戴德,“而恳恳遮其恶?”○21通过与老师的决裂,章太炎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反清之途。二十多年后,章太炎对新文化运动及国民革命均致不满,而与南北军阀政客颇多联系,“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又参与军阀孙传芳复古“投壶”的闹剧,在京的弟子门生大不以为然。然而在这不满中,于1908年同时在东京向章太炎问学的鲁迅和周作人,态度和反应截然不同。
  虽说跟随章太炎问学时间很短,在学业方面与乃弟周作人也并未被章太炎列为承其衣钵的弟子○22,但鲁迅一生都对章太炎执“弟子礼”,对老师一直保持敬爱与理解的态度,公开所称必为“太炎先生”,并多次主动带头捐资作为太炎著作或手迹的出版费用○23。虽然他也屡屡述说自己将太炎所讲的小学都还给了老师○24,但其实并未尽弃所学——无论是在早年教育部的读音统一工作会上大力推荐章太炎的读音方案○25,还是晚年屡屡不忘要写中国字体变迁史,都与其将太炎小学忘记净尽的表面描述相矛盾。这种看似悖论的言行不一,实际体现了鲁迅对于太炎思想与学问承传中的真实情景:鲁迅所要突出的是太炎作为革命家的业绩,对其学问的评价则以一种自贬的方式(声称自己的“不胜任”)表达出来。由这种自贬,鲁迅透露了自己的实际取向:他的小学功夫并未如自己所说的忘记干净,但他确实在这种曲折的修辞中凸现了对太炎早年革命道路的认同○26。而这种认同,根源于他自己所坚持的凭借文学“转移性情、改造社会”○27的理想,并与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事文化批评与帮助进步青年的实践活动相一致。因而,此一表述暗含着鲁迅对自我道路选择的评价方式,也是一种对于自我塑造的自觉认同。
  或许是出于敬爱老师的情感,对于章太炎参加“投壶”等事,鲁迅当时保持了缄默;虽然后来也有所批评,指出这是从一个“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转为“拉车屁股向后”○28,却最终说,“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29,显出对乃师晚年所为原情度理的胸怀和气度。与鲁迅相反,已经在文坛上赢得大名的周作人,却不止一次地批评老师章太炎的落后。周作人曾如此写道:“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不能赞一辞的,但我觉得他在现在只适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本营,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30如此的公开批评,从“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角度估量,算来并不过分;但此一批评也初步表明作为老师的章太炎此时在周作人言论中的理性价值与道德地位。
  1926年8月,周作人写下了《谢本师》一文,宣称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文中写道:

  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惟本临别赠言之义,敢尽忠告,以尽存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31

  所谓“临别赠言”,听来颇为沉痛。在周作人看来,曾经作为革命家典范的章太炎已经沦为革命的反动,这正是他们后辈弟子最感痛心的地方。就实际而论,章太炎此时的复古与倒退,确然引起包括弟子在内的诸多新文化人的不满,但在公开批评方面,属周作人的姿态最为激烈,即算一贯号为“过激”的鲁迅也无法比及。因而,周作人仿效乃师“谢本师”的动机,有必要进一步探究。
  同样是“谢本师”,周作人之批评章太炎,与章太炎之批评俞樾,虽形似而神离。章太炎之“谢本师”,主要基于师徒二人对满清政府的不同立场,其《谢本师》一文也主要着眼于质疑老师认同满清政府的态度,并未将老师置于“革命”战车的轨辙之下。而周作人的《谢本师》,不仅不从体谅的角度来维护其师名声,更以一种偏激的行文方式,将章太炎民国前的“革命”壮举与民国后的“糊涂”、“倒退”作对照,同时也将太炎先生的“落后”与自我的“激进”姿态作对照。颇有意味者,鲁迅1933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指出,“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防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32鲁迅的这段话写在周作人“谢本师”的七年之后,虽不能直接断定是针对周作人而发,但用在周作人身上却也颇为恰切。无论如何,与当时鲁迅体谅式的缄默相比,周作人的“谢本师”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对于前辈之“落后”的落井下石:以一种义愤填膺的姿态,将乃师章太炎此时的言行踩在脚下,由此树立起自我所代表的“进步”与“正义”的大纛。
  1923年,周作人以一封绝交信结束了与鲁迅近四十年的兄弟情谊;1926年,他又以一篇《谢本师》宣告了对于章太炎的决裂。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呢?先从兄弟决裂说起。尽管以往的研究者对于周氏兄弟决裂的原因做过种种探讨,但大体都不离对羽太信子“排挤”乃至“诬蔑”鲁迅的揣度与猜测,而往往忽略周作人在决裂事件中的个人主观因素。在笔者看来,兄弟决裂不只源于羽太信子在经济方面对鲁迅的不满所造成的情感不和,以及因信子的“诬蔑”而导致周作人在“伦理”方面对鲁迅的绝望○33,更重要的恐怕在于,决裂之举实际上是周作人在行动上所体现的对鲁迅道德与伦理信誉的否定。
  如前所论,在兄弟决裂前,鲁迅对周作人而言,不仅仅是作为长兄而已,他实际上还充当了“老师”的角色。在长达几十年的兄弟之谊中,直至五四初期文坛上“周氏兄弟”或“二周”并称的年代,周作人主要处于依从的状态。而在思想与生活的诸多方面,周作人习惯性地接受鲁迅的纠正或安排,其作为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显然受到了一定的压抑,甚至导致自我意识的发育不全。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鲁迅身兼“父”、“师”的角色,无论在伦理还是学术上,都可能成为周作人自我意识发展的障碍。按照黑格尔所说,自我意识只有通过扬弃它的对方(这对方对于它被表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才能确信它自己的存在,或是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能获得它的满足○34。鲁迅之于周作人,恰好可能成为另一个对立的自我意识。就实际来看,周作人与鲁迅断绝兄弟关系的同时,也断绝了二者之间长达二十多年的“师徒”关系。而兄弟决裂后对鲁迅的种种影射与攻击,以及其中的怨毒之气,不仅表明周作人对决裂之举发自内心的认同,更表明他对兄弟决裂之合法性的坚持。而决裂的最终结果,不管是兄弟情谊的断绝,抑或“师徒”关系的结束,都指向鲁迅如“父”亦如“师”的“权威”形象在周作人自我意识中的崩塌。
  1930年代,周作人在其批评文人中“先知”、“权威”的文字里一再提到:

  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35
我对于文人向来用两种看法,纯粹的艺术家,立身谨重而文章放荡固然很好,若是立身也有点放荡,亦以为无甚妨碍,至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们我觉得必须先检察其言行,假如这里有了问题,那么其纸糊冠也就戴不成了。○36

  周作人在这里用以衡量“先知哲人”或“权威们”的,正是“行”本身是否合于道德以及言行是否一致的标准,而他当时的主要批评指向,自是鲁迅无疑。就此而言,所谓“伦理”与“道德”,确实成为周作人用以解构鲁迅“权威”形象的两把利刃。
  如果这样的分析并非诞妄,那么周作人对章太炎的“谢本师”,也正可视为其对“权威”的另一次解构的冲动。就实际效果而言,无论是兄弟决裂时对鲁迅“伦理”方面的绝望,以及后来以“道德”为靶子对鲁迅不断的影射与攻击,抑或是“谢本师”时对章太炎思想与言行之“落后”的批判,周作人都在伦理和情感上与这两个曾经是生命中的前辈、导师划清了界限。而周作人在解构他们的权威地位的同时,也将一直以来被压抑的自我意识“解放”了出来。

                      四

  在伦理与情感方面拒绝对前辈的继续认同,使周作人的自我意识得以独立的姿态浮现。与此同时,当他那曾经被压抑的自我意识被“解放”出来后,在思想、文化方面展开与鲁迅对照乃至对立式的自我建构,或者通过对鲁迅的批判而确立“自我”的合法性,就几乎成了周作人此后几十年间自觉与不自觉的努力。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五四后关于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中,鲁迅仍然坚持文学“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理念,而周作人则逐渐走向“以说出为目的”的“个人主义”,甚至逐渐发展到以提倡“言志”的文学来反对国民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等“载道”的文学。无论是有心抑或无意,在文学主张上,周作人与鲁迅对照乃至对立的意味可谓鲜明。特别是在关于“小品文”和“性灵”的观点上,周作人不仅屡屡与鲁迅大唱反调,而且不遗余力地捕捉鲁迅对此的评论,并给予及时的反击。
  1933年,在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倡导下,小品文大行其道,而所谓的“性灵说”、“闲适说”的文化格调更由此笼罩文坛。鲁迅在这年的8月写了《小品文的危机》,将小品文比作“小摆设”。鲁迅强调的是,小品文之所以能够生存,并非靠“雅”或者“性灵”,而恰恰是靠“挣扎和战斗”○37。1934年7月,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篇末指出:“自然,这绝不是玩赏性灵文字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的。”○381935年12月,在《杂谈小品文》中,鲁迅先略述“小品文”的历史,又点出了“性灵”的来龙去脉,同时指出:“现在只用了一元或数角,就可以看见现代名人的祖师,以及先前的性灵,怎样叠床架屋,现在的性灵,怎样看人学样,啃过一堆牛骨头……”○39可以说,鲁迅的这些批评文字,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坛的现象,并非具体针对某个人,但周作人的回应文字却屡屡针锋相对。1935年6月,周作人发表了《十竹斋的小摆设》一文,讽刺鲁迅、郑振铎合编的大型笺纸集《十竹斋笺谱》乃是“小摆设”,指责“十竹斋主人之罪当过于今之小品作家矣”○40。在回击鲁迅前年批评小品文为“小摆设”的同时,可谓指着鼻子骂鲁迅等人是“玩物丧志”了。1936年2月,在《谈诗文》○41一文中,周作人写道:

  诗亡而国亦随之,可谓妙语,公安竟陵本非一派,却一起混骂,有缠夹二先生之风,至于先后说话不一致还在其次,似乎倒是小事了,朱竹咤本非低能人,何以如此愦愦?岂非由于性灵云云易触喜怒耶。李越缦称其成见未融,似犹存厚道,中国文人本无是非,翻覆褒贬随其所欲,反正不患无辞,朱不过其一耳。后来袁子才提倡性灵,大遭诃骂,反对派的成绩如何,大家也记不起来了。性灵被骂于今已是三次,这虽然与不佞无关……

  颇有意味的是,周作人所罗列的历史上对于“性灵”的“三次”批评,其数目正与鲁迅公开批评“性灵”的数次一致。而周作人虽表面上批评朱彝尊低能昏聩的文人习气,同时宣称“性灵”被骂与己无关,字里行间却总在回击鲁迅对“性灵”的批评,其言不由衷之处可谓昭然若揭。如此积极的为“性灵”保驾,实乃因“性灵”、“闲适”等正是他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相关论述中所提倡的主张——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言志”说,正是周作人五四之后逐渐展开的有别于“为人生”(即他所谓“载道”论)的文学主张,也仍然与鲁迅奉行的文学主张处于对立的位置。因而,对“性灵”的保驾与对反“性灵”论的回击,实可视为周作人在确立自我独立的文学、文化理念时的重要举措,也是其自我意识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不惟如此,在思想道路的选择上,与鲁迅的采取实际斗争并与左翼结盟不同,周作人越来越强调“闭户读书”等“隐逸”的一面,也由此成为1930年代自由主义文人的实际领军。对于鲁迅当时的思想及行事,周作人在写给江绍原的信中指出,“……观蔡公近数年之‘言行’,深感到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智矣……”○42很显然,周作人对于鲁迅参加左联以及刊行《两地书》等举措颇为不屑。此中尤为耐人寻味者,一方面,周作人以“理智”的标准嘲笑鲁迅的“丧失理智”,再次表明了他对自己所持立场与所选道路的自信;另一方面,此一批评中所显现的对自我把持的“理智”之自信,正可视为周作人自我意识成熟的另一标志。只不过,周作人之屡屡影射、攻击鲁迅的言论,其实不乏出于“情感”乃至“情绪”的因素○43。
  在理智上最大限度地将自己与鲁迅区别开来,似乎是五四后走向“个人主义”与“隐逸”之途的周作人一直努力的方向。从《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仲密”是周作人除了本名以外经常使用的一个笔名,其含义据他晚年解释道:“周字说文训作密,从用口,说话要密,仲则是伯仲之仲,仲密云者即是周姓行二而已。”○44所谓“仲密”,简单讲就是周家老二。但一提周家老二,总不免让人联想到老大周树人。可见,藏家庭排行于笔名之中,表明周作人当时对于“周氏兄弟”或“二周”的认同,而在实际上,老大周树人透过“仲密”这个笔名也确实显示了其不可忽视的存在。但1923年以后,周作人基本上弃“仲密”不用,似乎显示了对于笔名中所暗含的亲属或者从属关系的有意趋避○45。在鲁迅去世后,周作人仍然公开保持着这种区别,其刻意的姿态有时达到令人费解的地步。据柳雨生回忆,鲁迅逝世那天,周作人在下课前说的一句话是,“鲁迅死,余将归省其太夫人。”○46而常风的回忆文字也提到,周作人称自己的母亲为“鲁迅的母亲”,他很惊讶,觉得怪刺耳○47。但翻阅《周作人日记》,我们会看到,周作人所记关于母亲鲁老太太的事,无一例外的都是记为“母亲”,而非“鲁迅的母亲”。这种公开场合与私人场合对直系亲属称呼的差异,某种意义上显示了周作人对鲁迅刻意制造的区别,表明了他主观上对于鲁迅的独立。但这种刻意制造出来的区别,在几乎令人发笑的同时,更使人为实存于兄弟间的巨大隔膜而感慨唏嘘。与此同时,我们再次遭遇了周作人引以为豪的“理智”所面临的困境:周作人之用“理智”对鲁迅的“感情用事”的批判与攻击背后,何尝不隐藏着一种更为深刻的“感情用事”的因素——他对鲁迅年深日久的耿耿于怀,岂非“情感”(伦理的憎恨、思想的主观排他等)的因素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此看来,周作人在五四之后与鲁迅的决裂乃至日后对其持续不断的攻击,显然不仅仅由于兄弟二人在家庭矛盾或伦理冲突等方面的原因,而是包含着周作人在“自我”确立的过程中,释放其心理反抗的能量所汇聚的结果。在周作人后来对抗鲁迅的方式中,我们无疑看到了其自我意识之崛起的代偿性呈现,也见证了如他这样一位“从小和顺”○48的个体,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对昔日之我的反叛姿态。在这种反叛姿态中,周作人不仅以此拒绝了“自我”确立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压抑性因素,更在诸多近乎刻意制造的区别中凸现了与被他否定的“权威”在道德伦理与思想立场等等方面的差异性。
我们无法直接断言,与长兄鲁迅的决裂,是周作人早已预谋的自我塑造的策略。但将其放在五四之后的文化场域中,周作人所采取的反叛姿态,确然使他得以独立的姿态与作为“权威”的鲁迅等人区别开来,在诸种差异中凸显他自己所打出的各色各样的旗号,客观上为他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场域中争取到了更多的象征性资本。与此同时,无论有心抑或无意,周作人此一独特的自我塑造的方式,以及他与鲁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不同论述和彼此各异的立场,呈现了五四一代人的“同一性”所隐含的迥然不同的思想走向。而正是新文化人对自我的不同塑造,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走向,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多维性结构。

注释:
○1 以上参见《周作人日记》中册,191页,196页,196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
○2 参见俞芳《太师母谈鲁迅先生》,收《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
○3 参见许广平《所谓兄弟》,收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
○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 23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以下周作人自编文集同此版本。
○5 参见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参见鲁迅《自言自语•我的兄弟》、《风筝》。
○7 参见《许寿裳文集》上卷,101-102页,百家出版社2003年。
○8 参见鲁迅《110307致许寿裳》。
○9 周作人晚年提到,在东京生活时,“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由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其时不久鲁迅要到杭州教书去了,我自己那时也结了婚,以后家庭社会的有些事情都非自己去处理不可,这才催促我去学习……”(以上参见《知堂回想录》上册,273页)说明的正是这种状况。
○10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90页。
○11 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453页。
○12 参见叶淑穗、杨燕丽《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551-55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3 波滋德涅耶娃:《鲁迅评传》,5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426页。
○15 参见舒芜《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10期。
○16 周作人:《答张崧年先生书》,1925年8月26日《京报副刊》。
○17 周作人:《看云集•中年》。
○18 周作人:《苦竹杂记•谈文》。
○19 周作人:《秉烛后谈•谈卓文君》。
○20 参见孙郁《鲁迅与周作人》,151-15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
○21 以上参见太炎《谢本师》,1906年11月《民报》第9号。
○22 参见《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5页,上海书店1986年。
○23 参见鲁迅《110731致许寿裳》、《360925致许寿裳》。
○24 参见鲁迅《340327致台静农》、《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
○25 参见《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291页。
○26 郭沫若曾指出鲁迅与章太炎在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的承传关系,参见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陈平原、王枫主编《追忆王国维》,17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27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
○28 鲁迅:《趋时和复古》。
○29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30 周作人:《谈虎集•思想界的倾向》。
○31 周作人:《谢本师》,1926年8月28日《语丝》第94期。
○32 鲁迅:《330618致曹聚仁》。
○33 指部分研究者所认为的鲁迅可能对羽太信子有过悖于伦常的不敬。关于此一方面的辨正,参见陈漱渝《鲁迅评传》,70-76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
○34 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120-12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版。
○35 周作人:《看云集•志摩纪念》。
○36 周作人:《文人之行》(后改题为《蒿庵闲话》收《风雨谈》)。
○37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38 鲁迅:《买〈小学大全〉记》。
○39 鲁迅:《杂谈小品文》。
○40 周作人:《十竹斋的小摆设》,1935年6月《文饭小品》1卷5期。
○41 后改题《郁冈斋笔麈》收《风雨谈》。
○42 周作人:《致江绍原》,1933年3月4日,《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2期。
○43 可参看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108-136页。
○44 周作人:《致鲍耀明》,1964年7月2日,鲍耀明编《1960-1966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335页。
○45 1952年1月-2月,周作人再次用“仲密”的笔名在《亦报》上连载《鲁迅的故家》,此外直到去世,未再见到他使用该笔名发表文字。
○46 参见杨之华编《文坛史料》,54页,中华日报社1944年。
○47 常风:《关于周作人》,《黄河》1994年第4期。
○48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林分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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