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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我一向认为,鲁迅是常读常青的
发布日期:2008-02-20          浏览数:

    钱理群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考察,对20世纪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我的精神自传》是他做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他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对70年代末至今中国文化界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反思。他以鲁迅为自己的精神资源,持续进行着自己的社会批判,并表达着自己的现实关怀。

    将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

    张弘:《我的精神自传》中,你强调要将苦难转化成一种精神资源,这应该是很多知识分子的愿望,但是对于经历者来说要有较强的反思能力,而相当一批人未必具有。


    钱理群:这个问题有几个层面。首先,存不存在苦难?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拒绝遗忘,历史是有光明的,但是也有黑暗和苦难,现在的问题是,黑暗和苦难被遮蔽了,所以我们要谈。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记忆本来有一个特点,叫做避重就轻。大部分人都不爱回忆苦难,爱回忆美好的东西。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总不能让大家总是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当中——那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但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不同的。他有责任,否则历史就会被遗忘了。如果历史被遗忘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吸取,历史有可能重演。另外,在每一个苦难发生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在当时就出来反抗。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是真正的民族希望所在。所以,我们讲苦难,不完全是一个消极的概念。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传承历史的优秀遗产,这个使命应当由知识分子来承担。我们不能总停留在义愤、控诉和痛苦当中,而应该把它提炼出来,升华成我所说的精神资源。我要讲的这段历史,现在的年轻人未必有兴趣。但是,人们总有一天会回到这个历史上来。不要等到后人需要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来。那我们就对不起后人——这是我写《我的精神自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书也是给现在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年轻人看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所面对的问题,诸如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等等,在今天仍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每个问题我都没有给出完整、完美的答案。而是把自己思考遇到的困惑以及没有解决的问题如实地说出来,希望和年轻一代一起来讨论、思考。

    最大的是国民精神问题

    张弘:你在书中说,鲁迅、王瑶这样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理想,但不是策略家,无法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在思想家和实践家之间,你似乎更看重前者,为什么?


    钱理群:我是讲,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选择。总体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应该有一种血肉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式可以不一样。第一种层面,他是理论家,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这种工作在我看来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职责。他的任务是给社会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价值理想。从表面看,这种理论和现实没有关系。比如康德,他的哲学看来与现实生活没多大关系,但是实际上它有一种更深刻的联系。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一个人。第二种层面,他有自己的理想,他用这种理想来批判现实,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批判,他是批判者,比如鲁迅。这两个层面的,我们都称为思想家,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批判者。第三个层面的是实践家,他们将思想、理论转化为实践,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第四个层面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院里的学者,所谓“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人。他的任务是积淀,传播、传递知识。这四个层面的知识分子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思想家要讲彻底,实践家要讲妥协。每个人都应该有我所称的“边界意识”。你要明白,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局限在哪里。


    张弘:你认为自己属于哪种层面?


    钱理群:我通常扮演两个角色。有时我是从思想者的角度,那我的思想很彻底,在别人看来可能很激进,因为我是强调自己的理想,不考虑实践的。但是,有时我也参与实践。
    这个问题鲁迅过去也讲过。学术要讲“冷”的,行动是要讲“热”的。我现在最大的矛盾是,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我愿意做一个学者,学者是要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但是一介入现实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除了时间和精力之外,你处在很多目光关注之下,谁都可以议论你,批评你。我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脚踩两只船,不断变换重心。我这种个人选择,有很多矛盾,也有很多缺陷。

    中学生可以读懂鲁迅

    张弘:鲁迅在你的精神资源里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你怎么看待其他的精神资源?


    钱理群: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最广泛吸收精神资源,很明显仅有鲁迅是不够的。我们要借鉴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还有同时代人包括胡适的精神资源,还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精神资源。这些年我强调鲁迅的精神资源,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寻找精神资源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单一强调传统资源。有一派人讲传统就是古代传统。而另一派人就是强调西方传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20世纪中国自身的经验。我个人认为,20世纪中国自身的经验在思想文化上,最高的是鲁迅。当然,有些学者认为是胡适。我觉得,鲁迅的资源可能更带有中国本土的原创性,这是我强调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一个民族要出一个伟大的人物很难,但是,要真正认识一个伟大的人物更难。我觉得一个令中国人非常骄傲的一点是我们有鲁迅,我与很多海外学者接触,他们都很佩服、很羡慕中国有一个鲁迅。


    张弘:你也在中学做过尝试,就你了解的情况看,现在的中学生能否像你一样走近鲁迅?


    钱理群: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这些年来我一直尝试到中学讲鲁迅。我给他们上课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他们从拒绝鲁迅到接纳鲁迅。我到过的学校有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还有北大附中,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自己亲自讲,听课的学生很能接受。虽然听到底的学生不多,但是,听的人收获很大。我编了一个教材,现在已经被国家教委审定通过了,作为高中学生的选修课程。这个教材江苏省就订了七万册。我们同事还编了教学参考资料,给中学老师一定的辅导。
   我有一个观点,只要具备两个条件的青年,一定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上走近鲁迅。一条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读不懂鲁迅。第二条是思考问题或者说对现实不满,对自己思想不满,希望有所突破。因此,对鲁迅的态度,其实和每个人的选择有关系。如果这样的估计没错,确实有相当多的青年在拒绝鲁迅。但也有一批青年在走近鲁迅,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可证明:鲁迅的著作特别畅销,甚至包括我们讲鲁迅的著作也始终畅销。当然,读鲁迅的读者比例不大,但是绝对量不小。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也不需要所有人都接受他。我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孔子非常热,鲁迅比较冷。但是,孔子正在交华盖运,鲁迅反而正在恢复正常。因为大家都在捧孔夫子,但是真正读他书的人很少,这是孔夫子的悲哀。从表面上看,鲁迅比以前冷多了。其实以前大家都读鲁迅、学鲁迅那是不正常的;现在的鲁迅,有人欢喜,有人怕,有人骂,其实是正常的。


    张弘:按照你说的这种情况,选一部分鲁迅作品作为大学的通识教材是不是更好?


    钱理群:大学生应该更多地接近鲁迅。我有一部分资料没有整理出来,根据很多学生的反应来看,不同年龄对鲁迅有不同的认识。我一向认为,鲁迅是常读常青的。读鲁迅有一个特点,就是与读者的生活阅历有关系。阅历太浅,可能读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

                                                                                  (《小康》杂志)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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